用丰赡的笔触，书写宏大历史中的细腻褶皱
——读祝勇长篇小说《国宝》
文/袁野
祝勇的名字和故宫是联系在一起的。祝勇是沈阳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从盛京到帝都，此心安处便是吾乡。2011年，在完成“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录片后，他便一脚踏进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的大门，一脚踏进故宫悠远的历史。人生阅历是写作者的第一素材，所以祝勇是存储了巨额故宫历史素材的“富翁”，用密集的文字书写，为读者开启一个又一个故宫盲盒。他的好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老师说他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写一本关于故宫的书。2023年5月，以故宫文物南迁真实历史撰写的非虚构文集《故宫文物南迁》出版，祝勇用夯实的文字堡垒为读者筑造了一座“纸上故宫”。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祝勇的首部长篇小说《国宝》出版了，既是对故宫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的献礼，更是一部厚重的时代之书。全书分“千年丹青”和“万里河山”两辑，洋洋洒洒60多万字，以故宫文物南迁为时代背景，文本采用双线叙事手法，历史事件和文物护送者“那文松”家庭的聚散流徙并进，穿插糅合其他角色的遭遇和变化，讲述其因南迁而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家族史，以家映国，呈现了一个民族在危难中对文化根脉的守护。祝勇用学术的严谨娓娓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客观冷静的语言解剖人性，刺探信仰，对家国情怀的展示，在史诗般的文学传达之下，是对那些在迷茫混沌中寻找希望，在时代纷乱里坚守坚韧，在卑微里仰望光明的精神的致敬。
一、家和国：君问归期未有期
“不管过去多少年，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记得，丈夫那文松在薄暮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是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
《国宝》是一部年代背景特别凝重的小说。祝勇在小说伊始就给出了一条清晰而悬疑的路径，主人公那文松护送故宫文物的时间是明晰的，那是1933年2月5日的深夜，东三省（当时是东四省）的硝烟已烧至山海关，日军铁蹄近在咫尺，故宫文物危如累卵。正如小说本身，清楚的是护送文物离开北平这件事，模糊的是护送之路的不确定因素。
那文松作为第一批护送文物南迁的故宫人，在面临岳父中风，妻子怀孕待产，家和国，似乎没有选择，诸多事蜿蜒其上，故事徐徐拉开帷幕。正如书中开头的最后一句：说完就走了，此生再也没能踏进这个门槛。暗合着那文松与妻子梅遇影今生的聚散离合。战火的不断蔓延，一万多箱文物就像离家的孩子顶着枪林弹雨、自然灾害、疾病瘟疫颠沛流离，历时数十载，国宝南迁之路跨越大半个中国。那文松历经磨难迂回曲折，始终追随文物的迁移。梅遇影从期盼丈夫的身影到挺着孕身千里寻夫，遭遇被绑架、丫鬟被卖、儿子出生……千回百转回到北平的家，母亲萧桂花已惨死日本人的屠刀下。陪伴父亲梅从云度过了最艰难的几年，父亲以决绝地自杀成全梅遇影重新踏上寻夫的路程，却又在火车站与儿子走失，从此天涯陌路，儿子成为她一生最彻骨的牵挂。
在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事件中，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文物南迁发起者易东篱院长，这个角色有现实中的人物原型，就是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正是因为易东篱院长的未雨绸缪，他爱古物如生命，也是因为他的高瞻远瞩：远到阿房宫，近到南京紫禁城，说不定哪一天，大火就会降临在北平故宫的头上。他从书册中读到当年火烧圆明园的景象：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这样的文字让他感到心惊胆战，心有余悸，古物一旦损毁，就不能重生。 “千年丹青、万里河山、亿兆斯民，这些古物是我们文明的证词，没有了这些古物，我们中华民族上下八千年的文明就失去了依凭，成了口说无凭。”正是有了易东篱院长力排众议，以一己之力找到“支点”启动了文物南迁这个庞大又艰巨、艰险的工程，而他本人却成为政治黑暗的牺牲品，被扣上莫须有的非法侵占、盗卖古物的罪名。家，成了回不去的方向，他在弥留之际说的是：我完成了属于我的使命，没有将故宫最重要的文物留给日本人……我们依然相信，即使易东篱院长知道自己后面的悲惨结局，当初他依然会选择做“落子无悔的真丈夫”。
和哥哥那文松戏剧性的出场不同，弟弟那文柏一出场就是那个不确定时代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追求的进步青年，沈阳的家早已成为沦陷区，还在大学校园读书时就已经感受到身处战争中，他毅然参军，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从此，他南征北战，戎马一生。读到那文柏，我想到了红四方面军战绩最辉煌的万源保卫战，当时仅有20万人的万源，参军参战的青壮年就达到了14万人，缔造了一城人民半城军人的佳话，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中国脊梁。从上古神话精卫填海到愚公移山，古人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中国人更知道只有自强不息才能改变命运。再回到本书中，家国情怀是作者巧妙地嵌入文本里的文学丝线，男主人公两兄弟那文松、那文柏和女主人公梅遇影的名字，松、柏、梅是对三人坚毅正直的暗喻，和中国人百折不挠的精神内核形成互文关系。
二、物与人：细腻的群像书写
《国宝》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作为一名资深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祝勇既具备比常人更专业的领域知识，同时日积月累了丰富的历史素材，这让他更有优势创作此类文学作品。故宫博物院有186万件套的文物，在祝勇的眼里，每一件文物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怎样写出合情合理的诗意是很难的，因为分寸难以把握，专业知识写得过于用力，容易一沉到底，显得生涩、炫技；如果腾挪往上，又容易写空、悬浮。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显然很用心，对于读者来说，阅读这类文学作品也是为读者开启一种新的阅读体验。看似波澜不兴，不动声色地娓娓道来，但感觉十分贴切，就好像展卷人在我们面前徐徐铺展一幅幅古画。
北京故宫文物南迁是人类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规模文物迁移活动，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评价《国宝》这个书名，既是故宫人守护历史传承下来的珍贵“国宝”，又是整个小说浓厚的家国情怀，以及那些军人身上所展示的刻进骨血的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精神，同样是中国文化的“国宝”，它是我们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祝勇在创作谈中说，非虚构作品是写文物南迁这个过程，他希望通过文学想象，把读者召唤进100年前时间的空间里，宏大历史事件和红墙外的一豆灯火，北平冬天恢宏浩荡的大雪，古蜀道上盛满文物的木箱咔哧咔哧的声响，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小说是以假写真，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可以虚构，并尽可能满足戏剧感，但小说所钩沉的氛围感、时代感必须真实。祝勇说为了让人物有血脉感，要通过大量的细节来丰富他，这样才能让人物立起来，祝勇的确做到了。
《国宝》中大量运用方言，底层物质生活的细节，它们和谐构建成小说结实的肉身：写祥子拉起洋车的动作，祥子在神武门“趴活儿”；在过去的北平，洋车不能被叫成“黄包车”，也不能叫成“人力车”；那文松看他岳父吃早点，他一手捏着焦圈儿，蘸一下豆汁儿；还有文中提到的“窝脖儿”“绺门”等都是旧时社会的行话；那文松是东北人，在描写他的心理活动时会经常用到东北方言“瘪犊子”“埋汰”；写杜十三和郭之南分别时说“囫囵个儿地”回来，臭剃头的“小力巴儿”，写独具慧眼的文物鉴定师，十只“老西子”也顶不上一只百灵鸟，写梅从云怀念北平城“杂拌儿”，这些都是带有“京味儿”的方言；那文松在医院偶遇的受伤小兵，小兵说话带着浓重的鼻音，他是永济人；那文松和沈芷伊第一次在医院的对话，沈芷伊的语言就是浓郁的成都方音；还有那文松第一次在梅遇影家过春节，请过财神，全家人都要“踩碎（岁）”、吃“更岁饺子”，写梅从云燃放爆竹，在冷风中燃起一根“烟卷”，再用“烟卷”点燃爆竹的药捻儿，老北京人最早吸烟是吸旱烟，据说这个习俗是旗人入关后将这一习俗带入关内。到了1897年，美国商人菲利克将首支机制卷烟带入上海，就开始有了“烟卷”，并很快传入北京。小说的时代背景正是20世纪初，所以梅从云点燃鞭炮用的是“烟卷”。小说中还有大量类似的细如发丝的细节，这些充盈的细节活色生香，都是照见历史现场的棱镜，带领读者穿越岁月的轨道抵达历史现场，感受真实可感的烟火日常，这些细节的抒写成为祝勇《国宝》的灵魂，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小说家具备的感知生活的能力。
正因为有了这些历史中的日常，祝勇笔下三大群体的人物形象才有了真实的骨感。一个群体是易东篱、马衡岭、那永城、那文松、那文柏、梅从云、丁彤云、唐知微、吕医龙、赵庭苇、郭之南、沈芷伊、杜十三、梅从云、丁铁竹、李寿民、宋摩诘、林道玄、方提迦、梁谢赫、唐令穰、萧元瑜……他们坚守着中国人的气节，宁死不当亡国奴，在国运最低谷时人性的温热悄然渗透，他们守望相助，在书里活成了星汉灿烂的群像。
另一个群体是：真正文物造假的参与者王濯缨、郎山岳，诬陷易东篱院长的石不言，专制假印的篆刻师金百川，为日本人当狗腿子的常知白，绑架梅遇影的蓝星宇……他们有自己人性的弱点：贪婪、自私。祝勇在刻画他们时却没有将他们刻画得一无是处：金濯缨为那文松打开监狱的后门，郎山岳主动交出《松柏寒盟图》，石不言对易东篱院长的忏悔，常知白给梅遇影留下的光洋，主动给梅遇影介绍中医；为了给自己延续香火的蓝星宇，民族大义面前丝毫不含糊。他们内心的阴影里还残存着人性的磷光。
还有一个群体，他们在时代洪流中泯灭了人性：梅遇影因父亲咳嗽去药店买中药，却不想买回来的竟是鸦片；狱中少年因饥饿难忍被狱友叠罗汉翻窗到隔壁厨房，不料一头栽进正在煮汤的锅里，而狱友却疯狂地舔舐他受伤皮肤上的鸡蛋羹；还有人贩子张二驴，专门贩卖因战争丧失父母的遗孤。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药》里，贩卖“人血馒头”的康大叔。作者批判他们人性的扭曲、麻木、阴险、狠毒、猥琐、卑劣、愚昧。
三、表与里：小说的隐秘含义
小说开始用电影镜头聚焦式地抒写那文松的那双手，他的小楷有长枪短戟的气势，那一捺可以飞到窗外，写得出神入化；还有故宫人看他捆绑文物箱时，看他修长的手指在众人的目光中如鱼得水般地游走，那文松的手虽然不能与观音菩萨相比，却可以为古物化解灾厄，后来在监狱中受到酷刑手指受伤，却又在护送文物的路途中出车祸，受伤的手指再度受伤最后截掉食指，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心灰意冷之时那文松看到医院里那些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心灵再次受到震撼，也是他的一次精神洗礼，这样的描写将主人公那文松的人物形象表现得层次更丰富，细节更饱满。同时也暗喻我们中华民族只有经历过这段绝境才能涅槃重生。
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春节和中秋节，每个角度，每个细节都是老北平的风物和气息，让读者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帝都沉溺，我甚至怀疑祝勇是从民国穿越过来的。而这两个节日，恰好都暗喻着“团圆”，同时也映射出“人在，文物在，家在，国在”的精神内核。
小说中还有很多潜文本。梅遇影填写的九九消寒图；那文松南迁路上邮寄给家里的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折射了中华邮政总局在战火中依然维持着运营，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那文松和丁彤云一起展开《溪山行旅图》，那文松说从画上看到了他们自己，为躲避战火保护古物，驮着古物东奔西走。那文松以及南迁路上的故宫人，在死亡随时都会发生的阴影下，反而绽放出浪漫的诗意，他们是暗夜里绽放的火红杜鹃花。
文中有一句话提到了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由于小说的容纳力，作者没有更多的阐释，但给我的印象极深刻。因为这幅珍贵的古画现在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在这本书之外还有一段我们不能忘却的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近17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它们成为海外近200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大英博物馆，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笑着走出这里的大门，这里展示的文物有23000件来自中国，几乎覆盖整个华夏文明，而更讽刺的是它的三大镇馆之宝除了文中提到的《女史箴图》，还有敦煌经卷、三彩罗汉，这些都是那段屈辱历史滴血的悲歌。
火烧圆明园后法国远征军上尉巴特勒非常自信地给法国大文豪雨果写信，想借用他的显赫声望为自己远征中国的“胜利”歌功颂德。雨果在回信中这样写道：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起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于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于东方艺术。现在这个奇迹消失了。雨果把圆明园比作“巴特农神庙”，他愤怒地谴责英法联军的强盗行径，称他们是野蛮的掠夺，并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文化瑰宝是民族的，更是全人类的。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国宝》的出版发行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故宫博物院共有250多万件文物，其中有100多万件文物经历了战火的洗礼，给这些文物更增添了厚重感，凝结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文物是沉默的历史，我相信，读过《国宝》的人再踏进博物馆，除了欣赏文物的精美还会多一分敬畏之心——对创造这些艺术瑰宝的先民，对守护这些文化星火的民族英雄。祝勇以《国宝》命题，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抵达历史的纵深，也是对中华民族的来路和去处的永恒追问，《国宝》因此有了思想史的意义。
祝勇擅长写美学散文，我读过他很多作品，他的笔触始终是带着诗意的。从散文到长篇小说，他摆脱了美学散文创作的束缚，让想象在文字世界里飞扬，用丰赡的笔触书写宏大历史中的细腻褶皱，这不啻是作者创作的一次跨越。祝贺祝勇，也希望他迎来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
作者简介：袁野，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会员，重庆市散文协会会员，重庆文学院创作员。